引言

东大寺将神道中的地方神八幡神奉迎到京城，将其作为东大寺的镇守，一方面表现了神道逐渐落入从属地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佛教欲争得神道势力的支持。东大寺镇守八幡宫建立后，其他大寺院也纷纷建立镇守八幡宫。神佛关系日渐密切。

在建立寺院镇守的同时，又出现了给神授予菩萨名号的现象。既然神悦佛法，并进入寺院成为守护，那么授予神以菩萨称号就是极其自然的事了。在佛教中，菩萨的地位仅次于佛，是指那些“上求菩提（觉悟），下化有情（众生）”的人，有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等。东大寺的八幡神在年便获得了“大自在菩萨”的称号。神宫寺和镇守的建立以及神前读经和神获菩萨名号，都是神佛调和趋势的表现。然而，现象上的调进一步要求理论化的表现。在平安时代中期出现的“本地垂迹”说，便是神佛调和理论化的最初尝试。

“本地垂迹”，原是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本地”也称为“本”，是指物的本源和本来的姿态，在这里是指佛的“法身”（或“真身”、“实身”）；“垂迹”也称为“迹”，这里是指佛随时应机说法的“化身”（或“应身”）。“本地垂迹”，即是说作为本源的佛，为了救助众生，往往垂迹于四方，以其他神的姿态出现。《法华经》便把绝对的释迦作为“本地”，而把现实的释迦说成是“垂迹”。日本的一些人活用印度佛教的“本地垂迹”思想，说日本神道中的诸神，都是佛与菩萨的“化身”。

到了平安时代后期的11世纪，“本地垂迹”说在日本已十分普及。各个神社纷纷为自己供奉的神设定“本地”佛。例如，宇佐的八幡宫以释迦三尊为“本地”佛，春日神社以不空观音为鹿岛神的“本地”，以药师如来为香取神的“本地”，以地藏菩萨为平冈神的“本地”·····宇佐八幡宫的神像形状，竟也变为右手持锡杖，左手拿念珠，与僧人无异。显然，日本式的“本地垂迹”说，是以佛教为根本、以神道为附庸的神佛调和理论。因为在这种说法中，佛是“本”，而神不过是临时出现的“迹”。

平安时代兴起的“本地垂迹”说，毕竟偏于简易。到了镰仓时代，从佛教方面提出了更为精密的神佛调合理论。这就是真言宗的两部神道和天台宗的山王神道。佛教真言宗的教理认为宇宙分为金刚与胎藏两界。金刚界是精神界，胎藏界是物质界，而最高的实在则是金胎一般、理智不二、色身不二的大日如来。将此教理图式化的，便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将佛与菩萨分别配属于智法身果曼陀罗（金刚界）和理法身因曼陀罗（胎藏界）的两部曼茶罗。两部之称即由此而来。

日本佛教真言宗的两部神道，把日本神道的诸神视为诸佛与菩萨的垂迹，并将它们分别配属于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曼茶罗。例如，将伊邪那歧神和天照大神配属于胎藏界，把伊邪那美神和丰受大神配属于金刚界，以建立天地的天御中主神相当于大日如来。两部神道便由此而得名。两部神道的思想主要表现于《天地丽气记》一书。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山王神道则认为日本的山王神是释迦如来的垂迹，因而应该是日本诸神祇中的最高神。并根据这一思想，将日本诸神重新组织化。

山王神道还对“山王”两字进行了佛教式的解释：说“山”字的三竖画表示“空”、“假”、“中”三观，一横画表示“一心”；“王”字的三横画表示“三谛”，一竖画表示“即一”；“山王”有三谛即一，一心三观的意思。到了镰仓时代中期，宋学随禅宗传入日本以后，禅僧们为兴禅方便，又将中国的儒、佛不二思想传播开来。诚然，儒学也是处于佛教的从属地位。室町时代前后，前述的神佛调和与儒佛不二思潮互相汇合，一些神道家和公卿博士从神道和儒学的不同角度，开始提倡神、儒、佛三教一致说。

两部神道和山王神道是佛教方面提出的神道论，而从神道家方面提出的神道论，则以伊势神道为始。伊势神道是由日本地位最高的国家神社伊势神宫的神官们开创的神道流派。伊势神道的经典是所谓的“神道五部书”，包括《宝基本记》、《御镇座传记》、《御镇座次第记》、《御镇座本记》、《倭姬命世记》。这5部书中，除《倭姬命世记》之外，其余4部都以佛说或儒语来说明神道，已现神、儒、佛三教一致说之端倪。例如，《宝基本记》称释迦为西天真人，说他是代替天照大神来教化世间的。

《宝基本记》记载的所谓天照大神的神托说：“任其誓，皆令得大道。天下和顺，日月精明，风雨以时，国丰民安，神人守混沌之始。”其中的“天下和顺”至“国丰民安”16个字，是一字不易地引用了佛教的《无量寿经》。《宝基本记》在说明伊势神宫的建筑之一“心御柱”的象征意义时说：“一名忌柱，一名天御柱，一名御量柱，是则一气之起，天地之形，阴阳之源，万物之体也。”在这里，它把“心御柱”说成是天地万物的根源。而其解释方法与理论，显然来自中国儒学，以“气”和“阴阳”的概念来说明万物的起源。

《御镇座传记》则吸收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把伊势神宫的外宫所祭祀的丰受大神，说成是“阴阳之化德”，相当于“水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神道五部书”虽广采三教之说，但其间仍缺乏统一组织与系统关联，只是杂陈诸家语句而已，而且还看不到中国宋学影响的印迹。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的全盛期，儒学的影响空前绝后地强大。在江户时代，以不断变换思想外装为主要特征的日本神道，摆脱佛教影响，着上儒学新衣，也是理所必至的事。在国学者的所谓“古道”、“真教”出现之前，儒学神道是江户时代神道的主流。

所谓儒学神道的理论又分两大潮流，一是儒学者论述神儒关系的神道论，一是神道家借用儒学理论展开的神道说。林罗山的“理当心地”神道，即是前者的代表。以吉田兼俱为创始的唯一神道（也称吉田神道）在室町时代末期盛极一时。在进入江户时代后，唯一神道仍在神道各流派中居主导地位。江户时代初期，全国神官的一半以上由属于唯一神道的人们占据。但是，从理论上看仍是旧貌依然，照旧沿袭吉田兼俱的“根叶花实”说。直至吉川惟足（年－年）时，才脱离神儒佛三教一致说旧窠，转变为以儒学论神道。

吉川惟足出生于江户的商人家庭。39岁时到京都，随吉田神道的嫡派荻原兼从学习神典。41岁得秘传，返回江户，自成一派。年吉川惟足66岁时，被幕府任命为“神道方”，成为幕府的主管神道的官员。他的主要著作有《神道大意注》、《神道大意讲谈》、《土德篇》、《未生土之传》等。吉川惟足的主观愿望是欲抬高神道的地位，说日本是高于万国之国。然而，他的论证结构与依据却是来自中国宋学。

吉川惟足置于最高地位的“神”（先天地而存在，并生天地、定天地的所以然之理），其实就是宋学的最高范畴“理”。佛教的上求菩提与下化众生，无自利与利他的区别，而儒学的“明明德”与“亲民”则要“先自明而后方可亲人”。“豁然”虽然在儒学和禅宗中都是表现“悟通”的，但是儒学所悟为“实理”，而禅宗所悟为“空理”。吉川惟足还把经世治国作为神道的内容。他认为以祭神仪礼为主要内容的神道是“社人神道”。除此之外，还有“理学神道”。“理学神道”即是以治理天下为主要内容。这里的“理学神道”实际上不过是中国儒学“王道”的另一种说法。

结语

山王神道的思想主要归纳于《山家要略记》和《耀天记》等神道书中。真言宗的两部神道说和天台宗的山王神道说，较之此前的“本地垂迹”说，的确更为精密些，但是，它们仍未脱出“本地垂迹”思想的巢窠。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的全盛期，儒学的影响空前绝后地强大。在江户时代，以不断变换思想外装为主要特征的日本神道，摆脱佛教影响，着上儒学新衣，也是理所必至的事。吉川惟足的主观愿望是欲抬高神道的地位，说日本是高于万国之国。然而，他的论证结构与依据却是来自中国宋学。